40岁，我才觉得自己可以拍电影专访陈建斌

陈建斌的采访结束当天，有工作人员问起：“在你所有接触到的导演和演员里，陈建斌是否算难采的？”

比如，问起演绎人生中的困境和迷茫期，他会答：“有吗？可能有吧，你既然说大家都会有，那我也有吧。”

想了想上述工作人员的问题，答道：“我觉得不算难采，因为他至少是真诚的。”在被各种“花言巧语”包裹的舆论环境下，很多回答也许看似“笨拙”且“直接”，但事后总结，是能够自洽的。

他似乎历来如此。

导演钮承泽曾评价陈建斌：“他是第一个不受我控制的演员。”戏剧导演赖声川也曾说：“这个演员挺难搞的。”

一些过往的片场花絮因此被大家记得。拍《乔家大院》时，因经常在现场临时改词改戏，他曾一度让搭戏演员蒋勤勤捉襟见肘。2011年，和演员孙俪同组拍电视剧《甄嬛传》时，第一场戏孙俪就被陈建斌的严厉“吓到”。

饰演雍正的陈建斌需要与饰演甄嬛的孙俪演一场亲密戏，陈建斌直接现场指出对方的问题，“我是皇帝，你应该主动些。”孙俪事后回忆，那天拍完后，陈建斌还问起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演，而且表情也十分严肃。”

《甄嬛传》剧照

某种程度上，陈建斌不认同用“固执”一词来形容自己。“你换一个说法，其实就是坚持和执着。”

《甄嬛传》雍正一角大火后，这几年，陈建斌又出演了很多市井小人物角色，深入人心。

电影《第十一回》中坐过牢的中年男人马福礼、《无名之辈》中的落魄保安马先勇，同是自导自演电影《一个勺子》中的西北农民拉条子……很多人也会就此将一个大的命题抛向他——是否对塑造小人物有什么情结或责任感？

陈建斌是拒绝这种总结概括和外部认知的。“我从来不这么想问题，那我还演过枭雄和皇帝的呀。曹操和雍正是小人物吗？不可能的对吧，是这个故事、剧本、人物有意思，我正好碰上了，就演他。”

陈建斌认为，无论是面对庙堂之上的皇帝一角，或是在市井穿梭的普通百姓，其实都只是穿了一身不同的衣服，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，都是有血有肉、有情有爱，需要去面对生老病死的人。

他始终试图去这些“人”身上，寻找自己能理解的部分。“哪怕很小，但只要我有，我能感受到，我就觉得自己可以去演绎他。我首先要演的是人性，而不是那身衣服。”

这些年所出演或导演的戏，大概只占找上门来的1/10。当对人物找不到切入口时，他便不会去拍、演。“这就是我拒绝那些人物最重要的原因。”他不愿穿上“皇帝的新衣”，做自欺欺人之事。

包括从演员转型做导演，也是攒足底气才去做的选择。

十年前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陈建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电影必须得拍顶级的，因为电影代表了你艺术最高的标准。”

他至今也这样认为。无论是《一个勺子》或是《第十一回》，他厘定自己，已经做到了能力范围内的极致。

“我不会跟别人比，跟自己比我是已经全力以赴了。我无愧于自己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以下是陈建斌的自述：

这次新拍的电影《第十一回》，我觉得是个能让大家充满想象力的故事，你会觉得它不仅仅局限在此时此刻，而是可以勾连你回想二三十年前的事情。

在这个里面，几代人在不同时代的遭遇和感情纠葛，各自为爱做出的牺牲，都是充满想象空间的，这让我很喜欢。

我觉得故事并不复杂，当然也有很多人看完以后和我说，会有一定理解的难度，或者有些地方看不懂。这种感觉对我来说，可能是意外的惊喜，他们觉得复杂，是他们在电影中感悟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
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其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——马福礼，居然跟剧场舞台上正在演出的一个艺术作品——拖拉机杀人案，发生了关系。而且，这个艺术作品还是在讲关于马福礼的人生，但他自己并不认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内容，他想改变这个现状。

由此衍生出的第二个问题是，在这个拖拉机杀人事件中，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，谁是凶手，谁是帮凶，谁和谁才拥有真正的爱情、婚姻、孩子。

当然剧本创作过程中，也遇到过一些较难的部分。比如，如何把我们想表达的内容与趣味性、观赏性融合在一起，不仅只是一味地搞笑幽默，这其实是很考验人的。

一开始，其实是想把剧本写成是十次在排练厅里的排练，十次都被各种各样的原因和误会打断了，然后产生诸多误会，但这样做的话，以我们的能力会很难完成，很难在单一场景里实现，它可能就会变成一部很文艺的电影。

这个想法很快被放弃，我还是希望影片中这些人物能在剧场和生活中，产生冲突和矛盾。

说实话，我其实特别不愿意把电影弄得很闷，很自我，没人看。我想，艺术作品最终的目的，一定是得跟人互动，如果没有和观者互动，自己在那儿过瘾，没什么意义。

与我的第一部电影相比，这部电影的人物较多，如何把周迅这样的好演员，第一次演戏的窦靖童，包括演小品的贾冰和说相声的于谦，统一在一个空间、一种场、一个味道里，对我来说，也是考验。

影片中在剧场里的部分，有场重头戏是我们需要用红布来表演戏中男女的感情戏，那段戏不是凭空就有的。

在整个拍摄过程中，我觉得演员都各有天赋，他们也给了我很多惊喜。

我记得窦靖童有一场戏，是她坐在游乐场的旋转摆锤上，我站在下面喊她。那场戏是她拍的最后一场戏，我在下面其实不知道她在上面会怎么演。

当我看回放时，我看到窦靖童在那个座椅上又哭又笑。那真的不是剧本里写好的，也不是我指导的，就完完全全属于这个演员本身，我觉得特别特别好。

我发现，也有观众察觉到，电影用了一些虚实相间的手法，这其实也是故意为之的，不是为了炫技，而是想表达一种对应关系。

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，有时候在照镜子，会觉得镜子里那个人才是真实的，是那个人在照我。这也是影片中剧场和现实生活的对照，剧场里的事情讲得很真，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却很假，我很喜欢这种对应关系。

某种程度上，我认为电影就是在照见生活中一些隐匿的真实，或者逐渐被大家忽视的真实。我拍电影也是这样。

可能很多人看《第十一回》时，会觉得剧中主角马福礼这个人没有立场，没有角度，左右摇摆，他会因为别人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想法，甚至根据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制作的豆花的咸淡。

但实际上，在我们的生活里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。

仔细想想，我们特别有立场和特别坚持的事物背后，其实并没有意识到，自己是在被左右着的，而这些发文章的人，以及背后的科学家，不也是在不断地发现、更新着认知吗？他们并不是说，我就是怀着恶意去捉弄你们，只是因为他们其实也是摇摆的。

当我把这些东西呈现在银幕上时，很多人会觉得：“啊，马福礼为何是这样一个人？”可你不觉得吗？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。

在我看来，不管豆花是咸还是淡，不管你相信科学还是信仰，前提都是你要相信，要有信念，才能最终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。

《第十一回》中很多人对马福礼给出的建议，都是真挚且充满相信的，所有东西的出发点都是对彼此的爱，他们的目的和信念就是为了使他生活得更好，得到最好的幸福。

我认为，保持信念真的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，无论是舞台还是生活，正因为有了这些信念的支撑，家庭才能够存在，我们也才能够生活下去。

我觉得，在影片中，摇摆的马福礼和对戏剧入迷到着魔状态的戏剧导演胡昆汀，就是我这个人的一半一半，既清醒又糊涂。

而戏剧方面，我演了那么多年话剧，所以这次拍电影也服从了自己的内心，选了一个有剧场和话剧关系的电影，毕竟这是我最熟悉和最密切的。

说实在的，我拍了电影《一个勺子》之后，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成绩，只是检验了一下我能不能做导演，能不能把一个电影拍完拍好，给我一个信心。真正算得上做电影导演，我觉着得从这部《第十一回》开始算起。

你说为何要去转型做导演，其实你看我履历，我1999年就写出了电影剧本并且拍了出来，虽然当时并不成熟。我是文学青年出身，看过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电影，虽然我写不出那么好的东西，但我能看出来。

所以，每次我一看自己写出来的剧本，或者我请别人写的剧本，就知道值不值得拍，就完全取决于剧本故事是否合适我，跟外界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。

在我看来，一个好的演员要有的第一素质，他得是个特别天真的人，敏感，且有颗赤子之心。而作为导演更需要有一个对美学理解的综合高度，包括绘画、音乐、摄影、灯光、表演等，这个特别重要。

我差不多就是40岁左右，才觉得自己具备了这个能力，可以拍电影了。

当演员那么多年，你问我有没有过困境和迷茫的时候吗？说实话，我其实是一个对自我特别有要求的人，这不是夸自己，但我永远不会满意自己的，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成绩，演成什么样，都不会沾沾自喜说：“我就很满意了。”到今天为止都从来没有过，总觉得还能更好，还应该更好。

我也从来没想过，要成为一个什么伟大的剧作家或演员。但那些人就像跑步时的终点线一样，不设一个终点胡乱跑是不行的，关于能不能跑到终点，其实不重要。

我的书桌案板下，一直放着四个字，“天道酬勤”，我始终相信，老天会眷顾那些努力的人。